只顾讨好华盛顿，甘心充当“马前卒”，台延长兵役引岛内激烈批评******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27日召开安全高层会议，拍板义务役延长为一年。蔡英文当天下午还罕见地针对“强化全民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举行了记者会。联合新闻网称，这是蔡英文时隔744天终于再次召开记者会，创下新纪录。岛内名嘴纷纷炮轰蔡英文只会读稿而一直拒绝与民众沟通，嘲讽蔡英文“这次稿子终于背好了？”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认为，蔡英文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开记者会，是因为她知道美国在看，这是“美国要的议题”。岛内民调结果显示，高达75%的网民对台军维护“安全”的能力没信心。许多网友直接怒轰蔡英文：“你在位，难平安！”“战争边缘兵役延长，请问民众是要如何平平安安？”

　　时隔744天再开记者会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27日报道，蔡英文当天上午在自己办公室主持岛内安全高层会议拍板“强化全民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中午邀集民进党团进行沟通。据报道，会议决定，义务役从2024年1日起改为1年，即从2024年1月1日起，年满18岁的台湾役龄男青年服役期将从4个月延长为1年。不过，确切细节将以公布版本为准。

　　27日下午3时30分，蔡英文专门为延长兵役举行记者会，这是她自2020年12月后时隔两年多再接受媒体提问。她称，调整兵役政策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她接着把责任“归咎”于大陆，还扯上乌克兰，声称“乌克兰人守护家园的意志令人感动”，“目前中国威逼情势更加明显……因此备战才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蔡英文还假惺惺地称，“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

　　台湾中时新闻网27日称，蔡英文此前公开接受媒体提问的记录一直停留在2020年12月12日，当时她出席“台湾战疫全记录首映发表记者会”，会后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中天新闻台遭下架、马英九指控言论自由倒退40年以及开放莱猪及核食进口等议题。之后，蔡英文虽陆续开过几次记者会，但都没有接受媒体记者提问，创下744天未开放采访的纪录。就连11月26日“九合一”选举民进党选情崩盘，她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也没有接受记者提问，被外界讥讽是“读稿机”。

　　蔡英文27日举行记者会接受采访的消息一传出，岛内嘲讽声一片。国民党民意代表郑丽文27日在脸书发文嘲讽蔡英文“稿终于背好了？”她炮轰“蔡英文拒绝与社会沟通，只愿意读稿逃避人民(批评)，任谁都没办法接受”。

　　郑丽文称，近年来，台湾问题一箩筐，每一项都攸关台湾安全，如今更连环爆出严重治安问题，诈骗、掳人案件频传，岛内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前更爆发“88枪枪击案”等，甚至还有黑道介入选举，每件事都跟民进党有关。但是蔡英文却如同“活在同温层”，一直拒绝与社会沟通，对国际政经变迁局势、台湾整体经济情势等议题“全都不闻不问”。郑丽文质疑，难道不是民进党仇视大陆的言论惹火对岸，现在提出延长兵役，居然要台湾年轻人“为你付出代价”？

　　“蔡英文的反省只剩记者会”，台湾“中华青年公共参与协会”理事长陈冠安27日在《中国时报》撰文称，一名民选领导人接受媒体采访会引发如此关注，其实正反映了当前台湾政治运作的悲哀。

　　“这是美国要的议题”

　　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规划，台当局这次出台的“强化全民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除了延长义务兵役的期限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据台“中央社”报道，参与相关讨论的防务人士声称，这次兵力结构改革3大“亮点”：一是将兵力结构区分为主战部队、守备部队、民防系统、后备系统4大区块，明确防卫任务；二是导入美军等最新模块化训练模式；三是大幅调升义务役薪资，兼顾服役期间经济生活。防务人士透露，在这次规划中，未来由志愿役组成“主战部队”，担任海、空等安全任务；由义务役为主作为“守备部队”，负责守备、军事与民间重要设施防护与协力民防等任务。

　　民进党党团干事长罗致政27日声称，恢复到一年的义务役并非只是单纯将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延长，训练内容也会分为“实、量、新”三大块，“实”是实战化训练，强调实兵演练，可能会参加相关联合操演，包括“汉光”演习；“量”简单来说，现在4个月役期打靶子弹80发左右，未来一年义务役将至少打800发实弹；“新”是指操作新式武器，包括火箭弹、“标枪”导弹、无人机等新型武器的操作。罗致政称，根据预算，延长义务役后每年将增加约160亿元新台币的支出。

　　对台湾当局决定延长兵役，岛内议论纷纷。《中国时报》披露称，蔡英文当局本来不想宣布延长兵役，因为此举显然对2024年选举不利。不过，“延长役期是美方的要求，蔡政府咬牙也要推”。文章称，美国要求台湾强化军队后备战力，蔡当局只能顺从推动；美国要台湾增加防务预算，蔡当局照办；现在要台军恢复征兵，延长役期，尽管对选举有影响，但“蔡当局不可能违逆美方”。

　　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27日宣称，欢迎台湾最近针对征兵制改革的宣布，“彰显台湾对自我防卫的承诺”，美国“会遵循‘与台湾关系法’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御能力”。

　　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在中天电视政论节目中分析称，蔡英文时隔744天后选择这个议题举行记者会，是因为她知道美国在看，“这是美国要的议题”，因此她作出正式表态，表示“国安会议”通过了，“是我做出了决策”。郭正亮直言，因为蔡英文的剩余任期、2024选举都需要美国力挺，“这个议题一定要过关”。

　　“中广”董事长赵少康27日重申坚决反对延长兵役。他说，台湾不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他质疑，“兵役延长一年就可对抗大陆吗？老百姓不能因政客的权力斗争而冤死”。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批评称，兵役延长是民进党当局迫于美国的压力、被牵着鼻子走。她说，是民进党当局让两岸走到如今兵凶战危这一状况。如今民进党继续“选择错误的路，把赌注单押在美国一边，这是要让台湾变成‘特定国家’的马前卒吗？”

　　“你在位，难平安”

　　对于台湾当局宣布延长兵役，岛内各大媒体进行街头民调，询问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看法。据中时新闻网报道，许多年轻人在接受街访时纷纷炸锅：“蔡英文你就继续做梦吧，我们不想变成乌克兰”。还有年轻人称：“假设4个月(兵役)很废，放大到一年还是很废”“一年兵役感觉就是浪费时间”“进去也没什么事干，扫扫地、除除草，也没啥太大作用”。许多年轻人还到蔡英文24日平安夜脸书上“祝大家平平安安”的帖子下面留言。许多网友怒轰：“你在位，难平安”“延长兵役令台湾处于战争边缘，请问民众如何能平平安安？”

　　联合新闻网称，网络上年轻人一片哀号之声。一名网友称，他上高二的表弟所在班级男生已经在拟定“免役计划”，计划把60公斤的体重吃成100公斤，就为了躲兵役。台湾TVBS新闻网公布网络民调称，虽然台当局延长义务兵役，但仍有高达75%的网友对军方维护“台湾安全”的能力没信心。此前岛内媒体曾多次曝光台湾“草莓兵”，台湾士兵在遮阳伞下练习射击，台军两栖特战队“在室内游泳池练兵”，都曾引起舆论嘲讽。就连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曾报道称，“一旦开战，台湾的‘草莓兵’难以抵御解放军”。

　　台湾《联合报》27日发表社论称，近两年，美国干预台安全政策日渐直接。美方借军售主导台军转为“不对称作战”，最近更通过国会立法，扩大台方采购额度并主导军售项目，蔡当局越发难以抗拒美方推销的武器。此外，有消息称美方将安排官员明年借“学人计划”进入台当局部门交流，此举也被解读为“监军”。更别说台积电被迫扩大赴美设厂规模，在美制造的先进制程芯片也提前推进至3纳米，引起民众忧虑“‘护岛神山’被掏空”。如今，美方又主导兵役延长，让人感到美国的手不断伸进台湾，把台湾变成其与大陆角力的马前卒。讽刺的是，蔡当局还自诩这是美国“挺台”。文章称，美国一边与大陆对话，同时逼着台湾延长兵役、强化防御能力，这是降低其地缘政治风险的两手策略。“问题是，蔡英文当局自甘成为美国的工具，满腹政治盘算，民众怎么会放心把子弟交给这样的政府？”（环球时报）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